应对城市污染，近代上海有何妙招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之地。当国内大多数地方面临发展不足之时，上海已经遭遇到工业化的负面影响。机械、钢铁、化工、冶金、纺织等新式产业在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污染、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甚至土壤污染等危害。

        烟囱遮断视线

        作家叶灵凤这样描述当时上海的环境：“虽然中国没有工厂烟囱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立在上海的屋顶上要想没有烟囱遮断你的视线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一条污沌的苏州河，西段几乎完全给工厂占住了”……那时，苏州河附近化工厂导致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尤为严重，工厂附近一条临河小路甚至被称为药水弄。

        上海是近代人口迅速增长的城市，1852年为54万余人，抗战前达到385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有545万余人。1950年的统计显示，上海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达5.2万。大量人口聚集于此，让城市污染的危害尤为显著。近代上海不时暴发霍乱、肺病、痢疾等疫病；城市人口每天产生的大量生活污水、垃圾、烟尘等没有得到合理处置，更是让生活环境雪上加霜。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西学东渐之后海派文化兴起。通过报纸、书籍、杂志的介绍和宣传，上海市民开始认识到城市污染，意识到噪音、煤烟等给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

        上海又是近代社会组织发达的地方。面对城市污染这一共同威胁，中外居民开始为上海的环境改善努力。在此背景下，上海民间出现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环保组织，与环保相关的产业也开始兴起。

        夜生活的副产品

        五口通商后，大批外侨移居上海。具有噪音污染观念的欧洲侨民，初始对上海的噪音问题就没有忽视。1845年的《土地章程》里就有禁止“肆意喧嚷滋扰”的规定。然而，这座东方城市的噪音很快让一些外侨感到崩溃。

        最初的噪音主要来自人的声音，如黄浦江码头苦力的号子声、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街巷里居民的争吵声。随着城市繁荣和照明技术发展，上海的夜生活愈加丰富，深夜从商业街回家的人日益增多，给路旁居民带来了糟糕感受。

        1879年的一个夏夜，一名被噪音折磨得失眠的外侨走到阳台上，认真数了一下经过家门口的人力车情况：12时半至凌晨1时半，共有51辆人力车经过，其中40辆车搭载了两个人，大部分乘客喝得醉醺醺的或者受到其他刺激而情绪激动；1时半至2时半，共有32辆人力车经过，几乎所有人力车都搭载两人，而且几乎所有乘客都大声喧哗。

        在一些外侨看来，上海的噪音基本由中国人制造。有人在《字林西报》上写道，“几乎每个中国人与朋友在街道上聊天时都用最大的音量。他们不是说话，是嚷嚷，激动时嚷嚷就变成了大叫”，因此“上海一条街道的噪音比本国一整座城市的噪音都要多”。

        20世纪初，汽车进入上海并数量猛增，喇叭声又成为噪音污染的一大热点。一个早上坐出租车上班的外侨，在3.5英里的路程里记录下343次喇叭声。为什么上海司机热衷于按喇叭？有种结论逐渐得到认同：汽车噪音是由司机“焦虑不安而难以自持”所导致的。焦虑不安的既是司机，也包括行人。行人和人力车夫的焦虑不安导致交通阻塞，更加剧了司机的焦虑不安。喇叭声其实是一种粗鲁的让路命令，是司机养成的“路怒症”。

        这种焦虑不安，也正是忙碌大都市的现代病。外侨普遍感到，自己到上海后也开始变得急躁起来。《字林西报》这样评论，“上海之所以会出现滥鸣喇叭的现象，验证了拜伦那雄辩的哲学思想：对于一颗忙碌的心来说，安静就如同地狱。司机必须快速启动，要是有行人或是人力车夫挡道，就只能拼命按喇叭，直到他们在众多喇叭声中听见我的喇叭声”。

        噪音引发争论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有喜静的传统，也将“聒噪”看成一种扰乱秩序的行为。但是，人们很少将噪音视为一种涉及身体健康的公共危害。由此，最初上海本地人对于外侨的反感和治理并不理解。

        1873年2月的一个夜晚，居民施仁桂等人在一位唱书人家里听书，因高声喧哗，被难以忍受的外侨房主通知巡捕解送到会审公堂。会审公堂的中国官员详细询问案情，认为这些人没有毁坏东西，也没有殴辱他人，似乎并无理由被羁押。

        租界当局以噪音为由大面积禁放爆竹时，中国官民也认为此是中国风俗，“无足深究”，甚至对汽车、机器等发出轰鸣声的新鲜事物抱有“这般机巧费猜疑”的强烈好奇心。

        至20世纪，上海居民对噪音的认识开始转变。一方面是见惯各类器物之后新奇感消失，对嘈杂闹声的负面感受增多了；另一方面是现代物理学、医学方面的西学知识传入，让中国人知道噪音是客观存在的实质性健康损害，既不是外侨的矫情与脆弱所致，更不是与文化习俗相关的主观臆断。

        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对噪音现象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初很多人将上海与内地对比，认为噪音是上海先进、科学、文明的标志。在一篇题为《都会与噪音》的文章中，作者提出：“噪音和污浊的空气，是近代文化的产物。科学的进步和机械力的万能，在增进人生幸福之反面所产生的东西，就是噪音。”

        不过，这种沾沾自喜很快遭到批驳。上海媒体大量报道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关于噪音治理的新闻之后，“上海尚不文明”的论调开始占据主流。在一篇题为《都市文明的一个恶果》的文章中，作者认为上海无法很好地控制噪音，体现了四个方面的不足：科技水平不够先进，城市布局不够合理，公共法规不够完善，市民道德素质不够高。

        推行分类营业

        在城市污染治理上，公共租界遵循英国式控制污染源的原则；法租界则推崇欧洲大陆的整体布局治理模式，将治理污染的重点聚焦于城市工商营业，自1913年开始向各种营业征收卫生捐，类似于今天的环保税。

        卫生捐很快遭到营业主的抵制，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征税办法并不合理。以水木公所为首的营业主认为，捐税太重导致中小营业无法负担；以典当公所为首的营业主认为，他们的业务对公共卫生并无妨碍。鉴于城市污染在程度和规模上都有相当的复杂性，当局决定引入巴黎已实行百年的城市污染治理制度——分类营业制度。

        分类营业制度以控制城市营业、限制污染为宗旨，按照对环境危害的轻重程度，将上海大大小小的营业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是污染最严重的化工行业等，乙种是具有不卫生问题的手工作坊和零售店等，丙种以具有轻微危害可能性的服务业和零售业为主。

        各类营业申请开业时，需要经过分类营业委员会的细致审查，包括评估污染程度、听取附近居民意见等，类似于今天的环评。如果审查认为污染过重，则必须迁入特设的分类营业区或者直接驳回申请。即使申请得到批准，也需要缴纳不同等级的捐费，并面临调查员的随时上门调查。如果被发现噪音、污水、煤烟、病菌等污染问题，轻则要进行环保整顿，重则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不过，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近代上海，因为无法量化污染程度，严密详尽的制度反而导致执法人员在污染程度评估、捐费等级评定上随意臆断和处罚。1929年3月初，数千商民罢市并上街游行抗议分类营业管理，与警察爆发激烈冲突，多人遭到拘捕。

        由于没有合适的协调平台，因此双方不得不以私人关系求助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人物。经过杜月笙等人的协调，租界当局同意由华人商民组成审查委员会参与到污染治理中，可以对分类营业章程内容进行审查、提议修改，并有一定的监督权。

        经过长期摸索，上海商民自行组织起与城市污染治理相对应的团体反馈体系：先由商家上报所在地的街区商业联合会，再由后者上报商界总联合会和纳税华人会，在两会联席会议上商讨应对办法。

        宣传“环保神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工商业进入黄金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环境的急剧恶化。有人甚至在《申报》上哀叹“上海人休矣”，认为“上海人直在地狱中耳，煤烟之气，尘灰之味，飞扬左右，无由摆脱”。不过，大多数上海人仍在各种压力下乐观地生活，并采取各种办法来应对城市污染。

        例如，开始注重住宅的外部环境。房地产商尝试在上海西部区域打造环境优美而远离污染的高级住宅区。当时的房地产广告是这样说的：“蒲柏坊内三层西式房屋……公园在旁，学校林立，地点幽雅，无噪声杂扰。”当然，此类住宅价格不菲，能购置的居民并非等闲之辈。《申报》记载：“外侨及中等以上之华人多寄居于此，风景有如乡村，闲来无事，街头散步，其乐也融融。”鲁迅先生晚年因虹口的喧嚣环境无法静养而颇有微词，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想搬至法租界居住，但由于置房不易，直至逝世也没有达成心愿。

        传媒业除了广泛宣传城市污染知识外，还不时推出各种贴近生活的环保小贴士；科学类媒体则热衷于宣传新近出现的“环保神器”。如《知新报》总能捕捉到国际新科技信息，1899年，第81期一篇名为《治煤烟新器》的文章介绍伦敦新出现一种能够“尽焚烟尾”的机器，希望中国立即引进，强调其不仅能将经过的烟尘“皆焚化净尽而无黑白之烟云”，且具“价甚廉、易用而费耗不大，用之者能省煤费而多得大热”的优点。此外，如刚发明的家居防噪音窗帘、美国新出现的噪音计等消息，也常见诸市民偏爱的各类小报和杂志上。

        纺织、交通等行业的专业类期刊则纷纷刊登本行业如何减少污染的妙招，甚至期盼汽车静音器等相关环保产业的兴起，并预言会得到市场的垂青。《新闻报》《申报》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则号召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学习欧美成立“减少煤烟联盟”“取缔噪音委员会”等大型社会组织，以社会的力量抵制污染。以“健身救国”为旗号的青年类杂志更是独辟蹊径，《健与力》在1939年第10期提出“心灵安慰法”来抵御城市噪音，如“回忆童年时期的爱好、今日能使我们兴奋和愉快的诗歌和其他的事物”，甚至幻想或回忆出“幽静的森林”“清凉的湖边”等能使心灵愉快的东西。

        “逃离污浊都市”

        当时，针对上海的严重污染，旅游业推出了以清新环境为主的短途郊游。中国旅行社开风气之先，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精品郊游套餐：“本路行车每日往首都上海之间经过各大站如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站，皆为中国名胜之区，风景幽秀，为全国冠，如乘车出行，作短期之郊游，于身体上精神上获益匪浅。”这种短途郊游费用不高，又能片刻远离污染的城市，受到上海市平民的欢迎。

        作者曼莎在《初夏的行旅》中，讲述了一位都市青年为摆脱上海憋闷的环境，去郊外的南翔旅行。“人一从污浊的都市间脱出，心胸便突然扩大，长日吸着都市的煤烟和满装着都市的闹声，村野的静穆境况和沉寂的自然风物，真使人意味到眼界的扩张和心境的伸张。”当不得不坐车回上海市区时，“便立刻又被都市的煤烟，噪声，和人间烦琐的束缚绑住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污染问题的本质上是人类发展和宜居之间的矛盾，至今仍然是中外城市最突出的公共问题之一。传统时代的中国城市其实也面临环境污染，特别是在大规模用煤的明清时期，冬日里烟尘弥漫的北京城被描绘为“烟雾腾空上，随风锁都城”。进入近代，上海因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遭遇比古时更为严重的现代环境污染，也因而成为最早对现代污染进行探讨和治理的地方之一。作为一座理性、开明的城市，上海市民对带来城市繁荣的现代文明积极地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提倡“以文明的方式解决文明带来的问题”，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一个基本理念是，在共同应对城市污染的过程中，国际污染治理经验需要接受本土化的转变，传统治理方式也需要经受近代化的新考验，中外居民更需要经历不同文化之间的调适，以寻求和谐相处、群策群力之道，逐步形成国际城市的共同体意识。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